惊动乾隆的坠河命案

　　在清代，曾发生过一起惊动乾隆皇帝的坠河命案，该案后被调查得清清楚楚，还处理了一大帮子相关人员。文史作家郑逸梅在其《清宫轶事》一书中，记载了这起坠河命案的调查处理经过。

　　筒子河里的浮尸

　　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二月初十这一天，正是初春时节，驻守紫禁城的护军哨兵发现了筒子河里有一具浮尸。皇城的护城河里发生坠河命案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哨兵立即报告给值班的护军章京，章京又回奏给当班的护军统领，直至汇报到皇室的大管家——内务府。

　　于是，内务府慎刑司的官员们迅速出动，会同护军人等，七手八脚将浮尸打捞上岸。发现死者是一青年男性，从死者身上佩挂的腰牌(出入紫禁城的通行证)上得知，此人是内务府造办处的绣匠常德。经刑部传来的仵作(验尸员)检验尸身，从头到脚均未发现伤痕，应该属于溺水身亡。

　　如果他们就此出具结论，估计也不会有多大的反响。俗话说“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”，可是慎刑司的法官们，就偏偏多了一事，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

　　深究细查线索

　　法官们从死者常德身上找到一张当票，对于这个细微线索，他们立即跟踪追击,派人去当铺核实，发现所当之物为官绣一包，就是官用刺绣的绒线。绣匠竟敢挪用官绣物品，这下更引起了他们重视。

　　由于死者是宫内造办处的绣匠，又死在紫禁城筒子河中，此案照理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。于是慎刑司将死者的父亲得受，以及造办处绣作头目田保住、催长常住、领催泰山保等人，一一传讯到案。经逐一严加审讯后，有关绣匠常德之死的种种内情逐渐了然。

　　原来，得受、常德父子皆属于内务府包衣管领下，分别在绦儿作、绣作充当绣匠。绣作共有绣匠24人，承担一应内用绣工活计，由于这些活计往往时限很紧，故而一向分散到各绣匠按时限承做，要及时交工。可是常德这个人好吃懒做，经常做工迟误，交活最慢。到了上年十一月初七、初八两日，所派给常德的活计又没能如期完成交活。到初九早晨，常德自己外出至晚未归。催长常住曾派绣匠头目田保住到他家里查问，其父见常德迟迟没回家，也不知他干啥去了，无以答对，只好假称常德患病在家，病愈就回去。后来又屡次查问，得受都说尚未痊愈，再等等。

　　虽然有人怀疑常德外逃，但谁也想不到他会因私吞官绣物品投河自尽。更想不到，失踪三月的常德，竟一直在冰水里浸埋，直到春暖花开，才浮了上来。于是，主审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“常德素日猾懒，兼之所领官物私行当用，该作催迫甚紧，常德一时情急轻生，似无疑窦。”

　　惩处所有责任人

　　常德被迫投河自尽一案，本算不得什么稀奇事件，结论已出，到此本可以结束了。可是他竟敢遗尸于紫禁城重地，惊扰了大内，给皇上增添了晦气，内务府害怕乾隆皇帝怪罪，不得不把死者的亲属和相关官员从重责罚，以作交代。

　　于是，内务府拿出了一个处理意见，上报乾隆皇帝，一大批有关人员都牵连进去了。

　　首先是常德之父得受与绣匠头目田保住，分别以“明知其子当差猾懒，不行管教”及“既知常德素日猾懒……乃敢于徇隐，至活计迟误始行催逼，以致常德在紫禁城内投河自毙”，应将二人“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”。好家伙，一下子给发配到了千里之外的东北边陲，处理不可谓不重。

　　而主管绣作的催长常住与兼管绣作的库掌舒明阿，都分别处以“革职留任”及“从重降一级留任”。主管造办处的郎中永德、佛宁、福克精额“均照失察律罚俸一年”。至于以质郡王永瑢为首，包括福隆安、英廉、德保、和珅、金简等总管内务府的大臣，以及常德所属之旗管领等人，均被罚俸三个月至一年不等。而紫禁城的护军统领、章京人等，也以“管束未周”交发兵部分别议处。

　　内务府的奏折上报以后，乾隆皇帝当即批下“依议”二字，这一公案就此了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