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一娴：用制度的约束让官员“不能裸”

　　“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完善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，或者没有配偶、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人员岗位任职限制制度，禁止上述人员在监察、组织人事、财务等重要岗位、敏感岗位任职”;“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不得将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，或者没有配偶、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人员列为领导干部考察对象”……这是日前上网的《广州市廉洁城市建设条例(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对“裸官”的“紧箍咒”。(人民网9月10日讯)

　　“裸官”已日益成为贪腐的高危人群, “裸官外逃”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。这些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裸官，在位时留好退路，事发后远走高飞，虽然比例不高，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，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、损害社会公平正义、影响国家安全和形象。究其本质，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，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，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，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，因而把家人、财产都转移到国外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“闪人”。如果掌握社会公器、主政一方的是这样的官员，公众如何能放心?因此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以制度化的方式限制其升迁，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，无疑很有必要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“裸官”和贪官之间有相互转化关系，“裸官”更容易变成贪官，贪官往往会选择做“裸官”，所以“裸官”俨然成为外逃贪官的“预备队”。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，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，面对“裸官腐败”的严峻现实，公众更加期待的是，如何在各地反腐经验和做法基础上，进一步上升为制度。 因此，在反腐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，治理“裸官”必须釜底抽薪，从制度层面约束所有“裸官”。

　　中央对于治理裸官，可谓三令五申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，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、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。今年1月，中组部发布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，首次从中央层面，对“裸官”提出约束措施：凡是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，或者没有配偶，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)外的，不得列为考察对象。《条例》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，正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防范。

　　各地纷纷响应，因地制宜，探索出治理裸官的有力举措，其中广东裸官治理采用的“三选一”的模式，即“要么接回家人，要么接受调岗，要么提前退休”尤为引人关注，“三选一”模式释放出强力治理“裸官”的信号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要通过制度约束，实现严格监管，让官员只能在做裸官还是要升迁中选择其一，使得官员“不能裸”。当然，“裸官”未必都有问题，不“裸”的也不一定就是好官，不能片面认定所有“裸官”都有贪腐问题，制度约束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防止“裸官”蜕变为贪官。实践证明，深入治理“裸官”，遏制“裸官”外逃，必须抓源治本，强化制度约束，注重防范监管。要完善并严格执行有关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，完善对官员配偶、子女移居国(境)外的审查制度，适时将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升级为个人事项公开制度……通过严密监控和严格管理，将“裸官”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强化对“裸官”群体的约束。(文/顾一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