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理“红头文件”乱象首先要完善问责机制

　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明确提出，要在今后5年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。法治政府要依法行政，并接受法律监督，而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，“红头文件”却屡屡错位。(人民网)

　　几年前，曾有地方下发荒唐的“抽烟文件”，将香烟纳入政府采购，给各部门下达“公务用烟”任务，视完成情况进行奖惩考核，通过“查烟头”的办法搞检查落实;更有地方发“创收文”，最近曝出的河南省工商局下发文件，对罚没收入要求“承包到人、实地跟进”，与各项经费福利挂钩。文件沦为一些部门创收的“自留地”，“公权打劫”的现象并非个案。

　　“红头文件”之乱，首先在于严重的官僚主义。官僚主义天然有着命令主义、文牍主义、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。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，“红头文件”是官僚权力的工具。遇到问题，不是深入调研，而是更多依赖主观判断，不是尊重客观事实，而是遵循权力的自利逻辑，动辄做决定、下命令，事无大小，都要以“红头文件”的形式层层下达，显示权力的贯通力与无远弗届的存在感。

　　滥发的“红头文件”已经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“黑手”，但从实际国情以及现行行政体制的角度出发，完全取消“红头文件”并不现实。如何才能规范和管理好“红头文件”，使之在法律的框架内发挥好规范性文件应有的作用，而不至于错位、越权?除了从制定文件的源头治理外，发挥好备案审查的制度优势也是重要途径。

　　在一个追求法治的社会里，一些“红头文件”如同醉汉一样乱窜已成反讽。无论是权力实施，还是权利维护，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，以事实为依据，权力的违法行为会及时得到限制和纠正，并有相当有效的纠错机制;而对于权利则有畅通的救济渠道，正当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，法律作为能发挥兜底的作用。若是权力不受限制而法律得不到彰显，那么法治就会成“自利的选择”，例外就会大行其道而公平就会成为奢侈。

　　治理“红头文件”乱象，一方面，行政机关在制订“红头文件”时，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章，充分考虑公众权益，既具严密性，又具可行性。另一方面，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强化对“红头文件”的监管，确保其合法有效，并建立完善问责机制，严惩那些将“红头文件”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行政机关及相关负责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“红头文件”回归正位，不再成为触动公众神经的“闹剧”。

　　“相由心生，文由权立”。“红头文件”皆为公权意志的表达，也是权力行使的载体。权力若不受限制，那么法治就将成为空话。红头文件的乱象之治，控数量只是治标之法，治本之策还得根治人治思维，倡导和实施依法治理，并据此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，让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不走形变样。(文/钟媛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