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小玲：厘清“权力”“责任”“负面”清单

　　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《文化视角：何谓“礼尚往来”？》，文章指出，礼尚往来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，变成拉帮结派、开后门、非法请托、贪污腐败等的幌子，导致公器私用、权钱交易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弊端，严重败坏社会风气，破坏社会公平和正常社会秩序。

　　按照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顺序，若将人情置于天理、国法的管束之下，在普通百姓社会日常生活层面，更讲究情意的平等性和交互性，从来不主张违法乱纪。然而，在当下中国，许多人情往来的不正之风却往往诉诸被请托者的枉法徇私、违法乱纪等行为，在动机、立意以及实际行动表现上都僭越了正常人情的范围，显然并非“礼尚往来”。

　　然而，在某些公私混淆的特定权力框架和制度结构下，多见普通人向掌握资源与权力的权势者行礼和送礼，下级向上级行礼和送礼，就把本来正常的基于情感取向的人际往来，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，从而变成拉帮结派、开后门、非法请托、贪污腐败等的幌子，导致公器私用、权钱交易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弊端，严重败坏社会风气，破坏社会公平和正常社会秩序。

　　人情若依天理、遵守国法，就需进一步规范行政命令规章和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和界限，在某些事务和领域中，由行政法取代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，形成合理的符合现代政治规律的固定的制度和明确法律条文；并在加强行政处罚及其可操作性的同时，在行政法体系和刑法体系之间建立合理的衔接关系，严重行政失职、渎职等行为入罪化——这就像“酒驾入罪”对于劝酒之风有制度上的有效阻止作用一样。

　　当法律有了明确规定，党员干部要明确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，便可给予公共事务管理者拒绝打着“礼尚往来”幌子进行腐败活动的人更为理直气壮的正当理由，而又不伤及亲戚朋友的感情和面子，从而兼顾和平衡了正常人情和依法公正行政这两者的要求，并且产生的是“一加一大于二”的正和博弈，取得了更大的制度收益。（文/刘小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