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艳秋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

　　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，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。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，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“求轻判”证明，希望法院从轻判决。

　　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被检方指控收受贿赂64万多元被开庭审理，在检方与辩方你来我往的辩论中，辩方律师居然出具了一张税务局开具的叶军当时在水务局工作的“勤勉证明”，意在用“功绩簿”来抵消一些罪责，请求法院轻判。此举被公众拍砖不已，有人认为是愚蠢，有人认为是权力任性。

　　公函是政府机关的行文，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，公函求情，直接反映了公权私用的尴尬现实。深圳这条消息，则证明公函求情仍在继续，即使在反腐浪潮高涨的当下，为贪官表功摆好也未绝迹，依然是一些地方一些人的思维定式。

　　出具公函，证明被告人“平时工作勤勉”，以此让被告人获得轻判，当地政府部门可谓煞费苦心。这是对司法的典型干预，也是特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的直接表现。在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、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语境下，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还出具公函干预司法，再次让公众见证了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魑魅身影，令人五味杂陈。

　　当前，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，已成共识。“求情公函”逼宫法律，既不是有意触碰司法红线，也很难为贪官免责，可公函求情又为何屡屡上演呢？这背后跟我们对政府公函干扰司法审判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关系。特权思想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，无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社会管理的规范，只有彻底铲除一些人“权大于法”的特权思想，法律才有权威和公信力，法治才能得到实现。

　　一言以蔽之，法治背景之下，一切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，要由法律法规来裁量，“公函求情”现象折射出的恰是与此相悖的粗放的人治思维，“求情公函”才不再成为司法权威的“绊脚石”，司法的权威才能真正得到尊重。（文/董艳秋）